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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美国在2023财年预算中，拜登政府拨款625亿美元给国立卫生研究院（它是美国主要负责开展和支持医学研究的联邦机构）；截至 2020 年，欧洲投资银行已为多个全球医疗保健相关项目慷慨解囊，提供了近 350 亿欧元的资金；在 2021 年的预算中，印度政府将医疗保健支出同比提高了137%，并将医疗保健列为国家预算的首要任务。中国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显示，力争到 2030 年将健康服务业总规模扩大至16万亿元人民币。

　　若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因过于专业化而难以赢得大多数小型投资者的青睐，那么转向那些真正洞悉其价值的专业投资者，是否就能破局呢？然而，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的又一例证。问题在于，大量生物科技领域的专业资金主要掌握在美国的投资者手中。如果你是一家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或澳大利亚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正在寻求1亿美元资金以推进某种癌症疗法，你或许以为，只需与这些专业投资者接触，并激发他们对公司前景的兴趣，即可获得资金支持。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历史上未曾有之。背后有两个看似平常但至关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人力资源问题。美国的专业生物科技投资者往往分身乏术，没有足够的时间关注来自其他国家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仅2020年美国就有78家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评估每个机会都需大量时间。面对全球数千家上市公司和数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必须精准筛选，几乎无暇顾及美国以外的小型公司。其次是“过犹不及”的资本问题。美国专业生物科技投资者往往管理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基金。若你负责30亿美元资金，并将投资组合控制在50家公司以内，平均每家持仓需达6000万美元。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投资日交易量仅50万美元甚至更低的欧洲或澳洲小型公司。此外，无论投资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所需尽调、跟踪的时间和精力几乎相当。从投入产出比看，关注小公司并不划算。

　　同时，在英国、欧洲其他地区、亚洲或澳大利亚，资金紧缺的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争夺科学家和高管人才。由于资金有限，它们难以提供与美国公司相当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据估计，在英国一位拥有生物技术相关博士学位的年轻科学家年薪为5万美元，而在美国则可超过7万美元。在高层管理方面，具备引领生物科技公司发展所需的科学和金融能力的高级人才本来就稀缺。加上美国的公司估值更高，精心设计的股票期权方案且税收政策更加有利，导致这些地区的人才外流问题严重，许多亚洲或欧洲国家的优秀高管更倾向于前往美国发展，而不是留在本国助力本土产业建设。

　　随着小型公司成长为中型公司，它们不仅在全球资本眼中变得更具吸引力，也开始受到大型制药公司负责甄选收购目标的业务拓展专员的青睐。随着这些公司跨越关键临床里程碑并不断壮大，它们最终达到足以吸引资本雄厚的投资者的规模，而这些投资者正掌控着巨额资金。正如前所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估算，截至2023年底全球制药行业拥有近1.4万亿美元的收购储备金。在未来数年间，巨额资本亟待投出，大型制药公司需引入创新技术，以确保未来的营收与利润持续增长。